在我国社会功能系统依照现代化一般规律继续演进的前提下,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,表达自由留于政治系统处理,文化权利交由法律系统实施,有助于为社会变迁和产业发展在法律上提供最佳保障。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人大代表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时，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话语体系，习惯于使用各种肯定或赞美的语言表明态度，少有批评意见。据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说，全国人大曾考虑过要不要保留大会发言： 制定两个议事规则（指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》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——引者注）的时候，首先要考虑人代会上要不要规定大会发言？当时有的代表提出要大会发言。
注释: [1]目前学界对中国政法制度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有人口头上虽然不讲反对，而是认为可有可无，这是换个说法，实际上也是不赞成。[35]在此背景下，既然法院系统有向人大报告年度工作的诉求，那么全国人大自然也就乐见其成。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，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，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：（一）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。晚近以来，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，社会大众的利益与诉求更加多元，让司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并具备承担这一任务的更强能力，逐渐成了社会各界的共识。
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此外，在一些学者看来，法院年度报告工作制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法院的权威，每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成了法院‘主动接受监督的机会，法院的法官们丢下手头的案子，谦卑地到会场去征求意见，汇报工作，目的是获得人大代表对法院报告的支持。基于其高效力位阶，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时，应当采取不应低于法律的审议标准，并至少经过二读乃至三读程序，而不能如一般的立法性决定一样可以一读通过。
其实，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理由也是一种宪法适用的形式。但是，大会不宜改变宪法解释。从形式上说，基本法律民主正当性程度高于非基本法律，由此前者的效力亦应高于后者。二是解释宪法是监督宪法实施的全部方式，二者是手段与目的关系。
未来，应当将宪法解释与法律的请求审查制度同步设计。从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关系的角度来看，宪法解释的效力不宜高于基本法律，应与之等同。
这意味着，修改宪法的地位更高，且不属于监督宪法实施的形式。就此，宪法解释既发挥着规范体系统一的功能，也发挥着个案救济的功能。二是其他主体能否对宪法解释提出审查的请求，即形式确定力问题。在现实可能性上，在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缺乏外部启动机制的情形下，宪法解释的请求审查制度恐难具备实践基础。
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法院正在审判中的案件作出宪法解释，那么能否适用于该案？ 这一问题可能基于两种情形而发生。[2]这种观点提出了宪法解释对法律体系的控制功能，但对两类法律未作区分。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角度来看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当高于它制定的非基本法律。一、宪法解释的效力位阶 （一）宪法解释的效力低于宪法 在一般意义上，适用宪法必然要理解、阐释宪法规范的内涵。
[9]黄明涛：《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》，《中国法学》2014年第6期，第297页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宪法解释的效力如同基本法律，但宪法解释毕竟不是法律。
[8]秦前红：《〈宪法解释程序法〉的制定思路和若干问题探究》，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3期，第33页。对此，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：我国宪法解释权的主体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，一个是全国人大，前者是常态性的，后者是特殊形态的。
如果二者产生冲突，优先适用作为特别法的宪法解释。就常委会而言，尽管宪法解释由其作出，但常委会是存在届期的，一个宪法解释未必不能接受另一个届期的常委会的审查。尽管二者都是常委会行使职权的产物，但宪法解释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形式，它要协助宪法，发挥对法律体系合宪性的控制功能。可以说，宪法解释的效力高于法律，甚至几乎可以比肩宪法。（二）宪法解释的形式确定力 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外的其他主体，能否赋予其对宪法解释提出审查请求的权利，可以类比对法律的审查机制。那么，宪法解释是否具有具体的拘束力，进一步来说，能否对司法裁判产生拘束力？ （一）宪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性 在我国宪法秩序中，宪法解释作出后，对于此后的司法裁判行为应当具有拘束力。
从制宪权、修宪权、释宪权的关系上看，制宪权无疑位居本原和最高地位。就大会而言，基于大会对常委会所具有的监督职责，大会有权对宪法解释是否合宪、适当进行审查，并可决定撤销。
健全、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，是加强我国宪法实施和监督的一个关键环节。[6]林来梵：《宪法学讲义》（第三版）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152页。
这种方案回避了二者的位阶关系，但问题在于，如果宪法解释常态化，那么把冲突交由全国人大处理不够效率。[3]秦前红：《〈宪法解释程序法〉的制定思路和若干问题探究》，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3期，第37页。
这种引用不是对宪法规范的引用，这种案件也不能说是宪法案件。由此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：大会既要服从常委会的宪法解释，又可以否决其效力，那么宪法解释的效力就处于不确定状态，而常委会在宪法解释方面也会成为既受大会监督、又不受大会监督的一种特殊存在。[3]观点三则认为宪法解释的效力等同于基本法律，如果宪法解释与基本法律相冲突，宜采用‘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。司法裁判中适用宪法解释，本质是适用一种特殊的法律。
法律通过实施后，即便存在合宪性问题，也是由制定者自行发现和处理。事前审查不存在确定力的问题，事后审查则会使宪法解释的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。
[2]韩大元：《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》，《山东社会科学》2005年第6期，第6页。第67条列举常委会职权时，则是解释宪法，监督宪法的实施合为一项。
观点二更进一步，认为宪法解释的效力高于基本法律，理由是：一方面，宪法解释的内容紧密依附于宪法典，它是宪法解释机关对宪法规范的权威性理解和说明，是主权者意志的外在表现，另一方面，宪法解释程序较之立法程序也更加严格，因而应当赋予其高于基本法律的效力，这是由宪法解释的性质决定的。作者简介：于文豪，法学博士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。
宪法解释就是常委会针对特定事项的立法。宪法解释必然受到宪法文本的限制，不可能超越宪法文本而作解释，包括不能超越修改了的宪法文本，即应服从宪法修正案。宪法解释既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，也可以作为裁判依据。从权力分工的角度来说，立法机关不宜就正在审判中的案件制定法律，以免立法权不当介入审判权。
[4]马岭：《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设计》，《法学评论》2015年第4期，第8页。[6] 《宪法》第62条在列举全国人大职权时，将监督宪法的实施置于修改宪法之后单列一项。
照此，事后审查也应经过两次以上的常委会会议审议。将宪法解释视为与基本法律同等位阶的一种特殊立法形态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。
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《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》要求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……，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。宪法解释基于宪法规范而产生，理论上说，宪法解释本身无法单独发挥效力，而必须与其所解释的宪法规范结合起来。
